全球化越發展，我們就越是懷著鄉愁走向遠方，在陌生人社會里遭遇“跨文化傳播如何可能”之惑。

人的自由天性總是使人突破地域性的交流，即便深知交流是沒有保障的冒險，嘗盡思鄉懷親的痛苦，也要為拓展自由交流空間而不顧一切。在某種意義上講，自由天性成就了人的跨文化傳播實踐，人因為多元文化與多元交流而具有了通向自由的可能性。工業革命帶來了人類交流史的歷史性轉折，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普遍發展帶來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并把人們推到了一種可能的歷史場景之中：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跨地域、跨文化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有助于開放自我、開放社會，從而更好地實現人的需要的滿足。當然，這是被資本控制的普遍交往，資本使得社會交換成為互動的普遍形式，并進一步加速社會流動和分化，以自由主義、功利主義的名義界定人與人之間的競爭關系，以“科學”的種族主義名義界定種族支配權力關系，以理性主義的名義界定社會分層，制造符合資本效益最大化的社會秩序與社會結構。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是社會流動性增強，另一方面是種族之間、民族之間、群體之間、階級之間的沖突頻繁爆發，如何把人從交流的困境中救出就成了一個時代的問題。

跨文化傳播作為一個過程，它使人們從文化轉向跨文化，一路與后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東方主義話語理論、文化相對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思潮相互激蕩，有時也與全球化同行。

跨文化傳播問題成為全球化時代的一個核心問題。這個問題被西方人類學家、語言學家、社會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心理學家、營銷學家等各路學者捕捉到，并形成了漫長的思想之流。這一思想之流隱含了特定的西方跨文化傳播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個“霍爾”（Hall）的問題：好心的愛德華·霍爾試圖幫助美國人克服傲慢與偏見，改善與其他文化群體的交流，但這種努力不僅改變不了美國霸權的實質及其災難性的后果，相反被收編到美國全球化戰略之中，以致霍爾當年的培訓方法被擴展到各種商業培訓，使美國人更懂得如何玩弄全球化的游戲。斯圖爾特·霍爾力求指點強權范圍之內和之間的縫隙，呈現文化抗爭的希望，同時也通過建構去中心化的主體性，使人類能生活在互動與對話之中。可是，被全球化拋棄、壓迫的人們常常是本能地選擇沖突、暴力，把排斥他者作為抗拒全球化的方式，或者在文化自戀中獨自療傷，走向自我封閉；而英國政治家們則不斷地以不同形式呼吁民族團結，暗中尋求辦法來消除和抵制文化多元主義政治的出現。到頭來，理論依然被大眾與政治家的喧囂無情地淹沒。

長期以來，我們活在西方跨文化傳播理論的陰影里，導入其理論與方法，可最終發現那是西方跨文化傳播問題的產物，難以應對我們的問題。那么，中國的跨文化傳播問題是什么呢？

中國在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卻擴大了文化沖突，中國如何與他者交流，如何理解他者又如何被他者所理解，如何與他者進行價值觀對話，如何與他者建立信任關系，如何增強跨文化傳播能力，這些都成了極為迫切的問題。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內部面臨更多的跨文化傳播問題：發展不平衡的民族如何化解沖突，如何解決留守兒童、留守老人、新生代農民等弱勢群體的“交流貧困”，如何重建群體間的信任關系，如何面對媒介化社會的“失聯”現象，如何在陌生人社會里重建人的交流關系。

在跨文化傳播這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上，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有著相似性：無論崇尚自由、信奉占卜的羅姆人，還是懷著鄉愁為尋找富裕之路而散落四方的中國農村人，每個擁有不同信條的群體在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被共同賦予同一個信條——財富。當財富分配不均，每個群體都會用自己的文化方式表示著抗議。中國有著跨文化的特殊性，更多地偏向以文“化”人的同化策略，失落了“和實生物”的智慧。而這種智慧的失落使多元文化群體的交流失去了內在的支撐。